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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
王曾瑜

提要：本文分两部份，第一部份针对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绍兴和议的一些议论，提出了商榷意见，认为从史实上看，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并无值得肯定的因素，所谓“秦桧再造南宋”之说，是经不住史实检验的。第二部份是介绍和评价围绕绍兴和议的士人气节问题，并对朱熹，特别是郑樵等人的失节行为作了论析和批判，指出在古代专制腐败政治下，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，守节反而是非常状态。

关键词：绍兴和议、气节、朱熹、郑樵。

　一、评价绍兴和议的讨论

在中国史学界，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对金屈辱和议存在着分岐的看法，有的否定，有的事实上持某种肯定的意见。不久前出版的何宗礼先生等所撰《南宋史稿》，①其中有徐规先生所写的序言说：

“如在和战问题上，以往史家常常是无条件地赞美抗战，反对妥协，把一切主张妥协的人都归入到投降派的行列。本书作者却认为，对提出妥协的人必须作具体分析，如果在敌强我弱，或强弱相当的形势下，为争取喘息时间，与敌人作些妥协，以为后图，亦未尝不可，他们实质上与真正的抗战派并无两样。从历史上看，绝大多数和议的签订，都是双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，一旦这种平衡局面遭到破坏，要继续维持和议就不可能，即使‘绍兴和议'也不例外。那种以为绍兴前期南宋有力量收复中原的看法，这是对宋、金国情缺乏了解的缘故。‘绍兴和议’对南宋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不难想象，但是它使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，为南宋政权的休养生息、积蓄力量、报仇复国赢得了时间，在客观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因此，后人谴责宋高宗、秦桧集团签订“绍兴和议”，主要不在于签订和议的本身，而在于他们签订和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偏安江南一隅，甘为金朝臣属，以及后来他们所执行的一系列迫害抗战派、文恬武嬉、不思恢复的反动政策，遂使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一点积极作用，丧失殆尽。我认为这一观点和看法是完全正确的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。”

首先应当说，史家并非是无条件地赞美抗战，例如张浚是南宋前期是一个公认的抗战派，无论是已故的邓广铭先生或笔者本人的论著中，都对他持相当程度的批评意见，已故的杨德泉先生在《张浚事迹述评》一文中，更是持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。②研究历史的起码原则还是实事求是，尽管张浚主战，又怎么能对他的乖谬措置无条件地赞美呢？依南宋初年的国情，抗战派决非都主张冒险进攻，如李纲审时度势，时而主守，时而主攻，决不①按《南宋史稿》一书存在着过多的硬伤，当另作别论，参见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００年第４期赵冬梅先生《〈南宋史稿〉（政治军事编）辨误举例》。②参见《宋史研究论文集》１９８２年年会编刊。

言和，因为和即是降，是一种投降方式而已。如果要认真讨论南宋前期的所谓“绍兴和议”（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名词，似乎不必要按以小事大、以臣奉君的原则，非改成“皇统和议”不可），对宋方而论，“妥协”一词只怕是完全不够的，人们不能回避投降的问题，这应当是展开讨论的基点。按照绍兴十一年（公元１１４１）的和议条款，宋方对金方称臣和纳贡，金方得到大片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土地，包括岳家军收复的唐、邓、商、虢州，吴玠军坚守的和尚原要塞，吴璘等军收复的陕西州县等。正如宋人吕中评论说：

“向者战败而求和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；向者战败而弃地，今则战胜而弃地矣。”①

又如文士何宋英上书抨击宋高宗说：

“自旷古来，未有受辱如朝廷也！未有忍辱如陛下也！”②

由此可见，仅用“妥协”一词，是难以反映“绍兴和议”的实质。签订和约者“的目的”与“签订和议的本身”，只怕根本不存在一分为二的余地，而区别对待，在逻辑上似也难以说得通。相反，人们推究当时的史实，却很容易看到两者的完全一致性：一是宋高宗和秦桧签约的目的正在于苟安一隅，而使所谓“一点积极作用”“丧失殆尽”的“一系列政策”，也根本不是在订约“后来”才“执行的”，二是条约本身对宋的极端耻辱性。

关于“休养生息、积蓄力量”，为“报仇复国赢得了时间”等， “客观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”的论点，就笔者个人的读史范围而论，在当时“提出妥协的人 ”中，是找不到此种计划的。本无此种计划，又未积蓄力量，准备“复仇报国”，则“客观上的 ”“积极作用”也就难以成立。至于“休养生息”，无非是宋高宗之流骄奢淫佚，以民脂民膏厚自奉养，百姓又如何“休养生息”，在拙作《荒淫无道宋高宗》中已有说明。由此可见，绍兴和议的“积极作用”，只怕还是今人按自己的“妥协”意念，另加于古人的设计，而当宋高宗和秦桧签订和约之前后，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
历史上的和战问题，极为纷繁复杂，很难用一个“敌强我弱”或“强弱相当的形势下”，就应当进行“妥协”的公式加以框定。例如南、北朝时，双方大体维持了军事均势和对峙，却没有订立什么和议，这就是在上述公式之外的。又如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，就综合国力而论，日方远胜于中方，尽管日方也曾施行政治诱降，但中方从未正式提议和谈，这又是在上述公式之外的。在山河破碎、人民涂炭的情势下，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宁愿战死，也不愿跪在侵略者的刺刀下求生、求妥协的。

古语云“人命关天”，“佳兵不祥”，人的生命当然是极其宝贵的，而大的战争又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大规模的流血。一切善良的人们都渴望和平，反对战争。但是，人类历史上又不乏以战制战，以流血的代价赢得历史进步的事例，这是历史的辩证法，也是人们的常识。杜甫著名的三吏、三别诗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厌苦战争，痛心战争，却又不得不投身战争，甘愿献身的心态。应当说，杜甫和陆游的不少类似诗篇，是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留下了很可珍视的教益和启示，评价绍兴和议，是否可以“使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”，作为一项宋高宗和秦桧的德政，在杜甫和陆游的诗篇中早已有了现成的答案。

①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以后简称《要录》，卷１４６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附录。
②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以后简称《会编》，卷２２７，《要录》卷１９０绍兴三十一年六月，何宋英或作何廷英。

在军事问题上，无非是实力和实力的运用两项变数，而根本不存在常数。在历史上，弱小者敢于横挑强敌，百折不挠，战胜强敌的实例也比比皆是。纵观北宋末到绍兴和议前的宋金战史，一个基本史实是宋军愈战愈强，而金军愈战愈弱。当金军初入中原时，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，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，或不战而溃，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，只能进行守城战。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，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。从建炎元年（公元１１２７）冬到翌年春，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，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，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，金军对开封发动的最凌厉攻势遭受严重挫败。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。宗泽准备大举北伐，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。此后，在宋高宗和黄潜善、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，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。建炎三年（公元１１２９）、四年（公元１１３０）间，金军渡江作战，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，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。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，使金军受到挫折，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，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。绍兴元年（公元１１３１），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，赢得全胜，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。吴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（公元１１３４）的仙人关之战，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。当时，金军的主力和基干是女真骑兵，最利于在秋冬季节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。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，尚可说是“以失地利而败”，然而到绍兴十年（公元１１４０），刘军进行的顺昌之战，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。①如果说，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，而以逸待劳因素，则岳家军大举北伐，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，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，以少击众，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，大破金军主力。面对岳家军的兵威，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。②

宋军是有严重的军事弱点的，首先就是宋高宗唯愿以战求和，不惜屈辱苟安的大政方针，在此方针指导下，其他的弱点，诸如有的将帅拥兵玩敌，各军不能协同作战等，也就相应地无法解决。尽管宋军存在弱点，但正如笔者在《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》一文中所说：“一个最明显、最基本的史实，就是南宋军力自守有余。有此情势下，宋高宗完全有多种选择的自由。例如，他可以取守势，却仍维持对金的敌对状态，南北朝的对峙，即早有先例。他也可以争取较为体面的、平等的和议，若无此种和约，则宁愿不和。但是，宋高宗却宁愿以屈辱和议为快。”③

①《会编》卷２０２汪若海札子。
②关于金军一度放弃开封，不仅《鄂国金陀稡编》卷８《鄂王行实编年》有记载，《金史》卷７７《宗弼传》事实上也承认，在岳飞撤兵后，完颜兀术命孔彦舟重占开封。
③香港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新第３期。此段文字曾转载于《宋史研究通讯》１９９５年第１期。

《南宋史稿》显示了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倾向，有时对宋高宗和秦桧有所批评，有时又对他们的降金乞和行为有所肯定。例如此书第８１至８３页，引用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等个别记载，力辨秦桧不是“奸细”。①第１３４页又特别引用明人丘濬的话，②说“秦桧再造南宋”，认为是& ldquo;颇有见地的”。

①参见《岳飞研究》第４辑何忠礼先生《〈老学庵笔记〉中所见的秦桧》。
②按书中将“丘”沿用后来的清讳，改为“邱”，“濬 ”简化为“浚”，也是一条似乎是不应有硬伤。按书中将 “丘”沿用后来的清讳，改为“邱”，“濬 ”简化为“浚”，也是一条似乎是不应有硬伤。

关于金人放秦桧归宋的问题，拟另文讨论。至于秦桧再造南宋之功，笔者正好在《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》中有一段文字，今复述于下：“有一种论点认为南宋再造乃秦桧之力。此说显然无法经受史实的检验。若无南北方广大抗金军民和官员的努力，军力之重振，金朝是决不会体谅宋高宗的告哀乞怜，而自行放弃灭宋之图谋。如真要讨论所谓南宋再造之功，这只能归之于抗金军民和官员。人们不可能找出秦桧对重振南宋军力，抵御金人方面，作出任何贡献。他归宋之初提出的‘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’，其实只是当时金人一项和谈条款的翻版。秦桧的历史作用，只是在经抗金军民和官员的努力，金人事实上已无力吞灭南宋的形势下，协助宋高宗，完成了屈辱和议。”

学术贵于民主，贵于自由表达己见，贵于进行平等的讨论，但笔者个人也完全无法赞同徐、何两先生自称是“完全正确& rdquo;的观点，故愿在此提出讨论，如有不对，欢迎两先生和其他同仁进行批评和商榷。如果要说一句真心话，笔者费心思和笔墨参加这种讨论，是被迫的，是做了一件本不愿做，却又不得不做的事。宋史的研究领域如此广阔，史学研究者本有大展才智的用武之地，花费才智和精力，对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行为，力图挖掘其“积极作用”，希望有所辩护，有所肯定，窃以为可惜了。当然，也许笔者此种想法本身就值得批评。

“诸公可谓善谋身，误国当时岂一秦”

二、围绕着绍兴和议的士人气节

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气节问题的。气节当然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问题，却又是自古迄今普遍存在的，因为人们立身行事，对是非善恶，总须有个态度，事实上又是无法回避的。宋末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中，歌颂了历史上在不同条件下的气节典型：

“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，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。为严将军头，为嵇侍中血，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。或为辽东帽，清操厉冰雪，或为出师表，鬼神泣壮烈，或为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，或为击贼笏，逆竖头破裂。是随所旁薄，冽烈万古存，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。”①

在绍兴和议前后，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。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，这决不是如投降派程敦厚所谓“不量其力 ”。②杨愿所谓“多饰虚名，不恤国计。沮讲和之议者，意在避出疆之行；腾用兵之说者，止欲收流俗之誉”。③恰好相反，他们是估量了双方实力对比，认为完全不需要，也不应当有屈辱和议。被迫退闲的一代名臣李纲上奏说，“原其所自，皆吾谋虑弗臧，不能自治自强，偷安朝夕，无久远之计”。 “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，仰愧宗庙，俯失士民之心，而终归于亡，贻羞无穷，曷若幡然改图，正仇雠之名，辞顺理直，以作士民之气，犹可以履危而求安，转亡而为存”。④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《礼记·曲礼》之说，“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，兄弟之雠不反兵”。⑤按照儒家伦理，且不论割地、纳贡等问题，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，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。

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，最初就是在主持和谈的左相赵鼎的建议下，举起了一块“孝”字号遮羞布。等到生母韦氏和父亲的棺材南归，而难兄宋钦宗却无法回来，一个小武官马元益针对“迎请天属”失败，而上书言事，理屈词穷的皇帝只能说：“真宗皇帝澶渊之盟，敌人不犯边塞。今者和议，人多异论，朕不晓所谓，止是不恤国事耳！”至此地步，“孝”字号遮羞布已经不顶用，明知自己悌道有亏，又只得飞起一顶“不恤国事”的铁帽子压人，下令将马元益流放，“庶几人知劝惩”。⑥

①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１４。
②《要录》卷１４２绍兴十一年十一月戊戌。
③《要录》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十一月壬申。
④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８５，《梁溪全集》卷１０２《论使事札子》
⑤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３４８，《和靖尹先生文集》２《谏议和札子》。
⑥《要录》卷１５５绍兴十六年九月甲戌，卷１５６绍兴十七年四月丙辰，《宋会要》职官７０之３１。

事实上，所谓“人知劝惩”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，是在正式订立绍兴和议的前三年，即绍兴八年（公元１１３８）就开始的。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，是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首要标准。士大夫们要守节，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；反之，要博取高官，就必须赞助屈辱苟安。秦桧党羽何若 “论士大夫不恤国事，专为身谋”，①成为主战者的一条罪名，其实，真正“不恤国事，专为身谋”者，正是那些赞助苟安，以钻营利禄者。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，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，他的降金言论，已如前面所引。然而在早年，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，据《水心文集》卷２３杨愿墓志铭所引：

“谋以活国者，国常存而身随之安；谋以活身者，国常亡而身随之危。今一举而迁金陵，求活身也，非活国也。虏既灭吾国矣，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？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？”

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，简直判若两人，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？其实也无非是“利欲熏心”四字。

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，正如朱熹所说，“向者冒犯清议，希意迎合之人，无不夤缘，骤至通显，或乃踵桧用事。“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，徒见当时国家无事，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，无后患，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，主议者慕为桧，游谈者慕其徒，一雄唱之，百雌和之”。②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。

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，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，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。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：“陛下兼爱南北之民，力定和议，与天下更始，崇儒重道，同符祖宗。臣愚以为今年科场，当国学初建，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，为之趋向。欲望戒敕攸司，苟专师孔孟，而议论粹然，一出於正者，在所必取；其或采摭专门曲说，流入迂怪者，在所必去。”宋高宗看後说，“勃论甚善”，“此所以正人心也”，他下“诏有司，凡私意臆说尽黜之”。③事实上，当绍兴和议后，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，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。

绍兴十二年（公元１１４２）殿试，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、汉光武帝等事例说，“臣之深思，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”;今陛下任贤（当然是指秦桧）不贰”， “行之以诚一，则振中兴之业，又何难乎”？得头名状元。第二名秦桧养子秦　自不待论，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， “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，又得贤相，相与图治，中兴之功，日月可冀”。④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。

① 《要录》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十二月癸卯。
②《朱文公文集》卷７５《戊午谠议序》。
③《要录》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八月癸卯，甲辰，《水心文集》卷２４汪勃墓志铭
④《要录》卷１４５绍兴十二年四月庚午。

绍兴十五年（公元１１４５）状元刘章在策文中强调“陛下既以先修其身，而又任用真儒，始终如一”，第二名王刚中说：“帝王之应世，非治天下之难，必得真贤硕能之用为难。”这两人后来都因“不附”秦桧，而受到排斥，①但当时为了难得的功名机遇，也只能说违心之论。

绍兴十八年（公元１１４８）科举，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，改为第二，他是个无耻之徒，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，其策文说： “晋之失不在于虚无，失于用兵故耳；唐之失不在于词章，亦失于用兵故耳。”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。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， “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，政以道胜，宽和为本，盖讥不务息民保国，而欲以兵取胜也”。“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，修明治具，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，扬厉无前之伟绩，则光武之治，不足深羡”。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，而被摈斥，②但他中举之时，仍不得不赞扬“真儒”秦桧。特别应当指出者，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，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。据台湾学者宁慧如先生《朱熹与科举》一文的研究，朱熹对那次中举根本没有荣耀感。《朱子语类》卷１０４说：

“刘（子翚）后说与某，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，遂去扣问他，见他说得也煞好。及去赴试时，便用他意思去胡说。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，由人粗说，试官被某说动了，遂得举。”

他在此处承认自己只是“胡说”，无疑有很深的自责之意。又《朱子语类》卷１０７说：

“某是时已自断定，若那番不过省，定不复应举矣。”

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即使到晚年，对学生“每论及靖康、建炎间事，必蹙　惨然，叹息久之”。③依朱熹的文化修养，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，④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，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，但又毕竟不得不说，不得不捧。

绍兴二十一年（公元１１５１）的头名状元是赵逵，其策文说，

“陛下以神器之大，方与元老大臣协谋比德，以缉熙中兴之功。承平日久，士为曲学阿私之计，而风俗坏。尚赖祖宗之泽未远，廊庙大臣有质正不挠者，出身捍难，作多士之气，以摧折仓卒之变，维持至今，此道不坠”。⑤

①《要录》卷１５３绍兴十五年三月己巳，《宋史》卷３８６《王刚中传》，卷３９０《刘章传》
②《要录》卷１５７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，《渭南文集》卷３４《尚书王公墓志铭》。
③《朱子语类》卷１０７。
④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》。
⑤《要录》卷１６２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丙子。

现在看来，对这位所谓“元老大臣 ”、 “廊庙大臣”秦桧已经吹捧得够肉麻了，然而据《宋史》卷３８１《赵逵传》说，“时秦桧意有所属，而逵对独当帝意，桧不悦”，此后“桧滋怒，欲挤之，未久而死”。& ldquo;方桧权盛时，忤桧者固非止逵一人，而帝亟称逵不附丽”。

绍兴二十四年（公元１１５４）的状元是张孝祥，他在策文中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，“往者数厄阳九，国步艰棘，陛下宵衣旰食，思欲底定。上天之，畀以一德元老，志同气合，不动声色，致兹升平。四方协和，百度俱举，虽尧、舜、三代无以过之矣”。“今朝廷之上，盖有大风动地，不移存赵之心，白刃在前，独奋安刘之略，忠义凛凛，易危为安者，固已论道经邦，燮和天下矣。臣辈委质事君，愿视此为标准”。①宋高宗对秦桧私宅题词“一德格天之阁”，故“一德元老”遂成秦桧的尊称，而“大风动地”一联是秦桧喜欢的骈文。张孝祥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之一，他的《六州歌头》向来被人们誉为爱国词的代表作之一。他当状元后，还深受秦桧的迫害。但在策文中，却不得不说那么多违心话，无非是为了功名，只能临时迁就一下。其后世流传的《于湖居士文集》，就没有收入那篇中状元的策文。

但当时科场中还是不乏有志节之士。徐庭筠参加科举，“科场尚谀佞，试题问中兴歌颂”，徐庭筠叹息说：“今日岂歌颂时耶！”他“疏其未足为中兴者五，见者尤之”，徐庭筠说：“吾欲不妄语，而敢欺君乎？”②陆游最初在两浙转运司解试时，名列第一，在秦桧孙秦埙之上，因此触怒权相。他也与张孝祥同时参加绍兴二十四年科举，这是作弊最烈的一次，大批秦党子弟都被录取，而陆游“又以秦桧所讽见黜，盖疾其喜论恢复”。③

此处还可举一个失节之士，这就是被一些史学史研究者抬举的郑樵。其文集《夹氵祭遗稿》卷２《献皇帝书》，即是上宋高宗书，其中说：

“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，孝通神明，以天纵之圣，著日新之德，君臣道合，一言而致中兴，自书以来，未之闻也。”

又同书卷３《上宰相书》，即是上秦桧书，其中说：

“兵火之后，文物荡然。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，障横流而主吾道，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。士生此时，宁无奋发。”

上引两段文字将荒淫无道的皇帝赞为亘古未有的圣君，把人莫予毒的权相尊为继周孔之业的真儒，确是达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，那怕稍有一点自尊心，是难以落笔的。

①《要录》卷１６６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。
②《宋史》卷４５９《徐中行传》附传。
③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《陆放翁》。

郑樵也果然得到秦桧父子的提拔，绍兴十八年，宋高宗下令，“布衣郑樵为右迪功郎，以经筵官秦　等言其学术也”。①秦桧死后，因王纶等举荐，郑樵又赴行朝，再补右迪功郎，充枢密院编修官。②此处有一段情节不明，这就是宋廷既已授予郑樵右迪功郎，何以在十年后重授，但这无关郑樵的大节。绍兴三十二年（公元１１６２）三月，“枢密院编修官郑樵卒& rdquo;，这正好是宋高宗在位的最后一年，郑樵时年五十九岁。宋高宗在位计三十六年，是郑樵的主要活动时期。上引其两封上书，其中如“兵火之后”即是指绍兴和议后，“孝通神明”是指宋高宗生母韦氏南归， “中兴”又是绍兴时的常用语，诸如此类，可以确认是上宋高宗和秦桧而无疑者。周必大在日记中说：“樵好为考证、伦类之学，成书虽多，大抵博而寡要。平生甘枯淡，乐施予，独切切于仕进，识者以是少之。”依周必大所说，在绍兴二十八年后，郑樵两次受“御史叶义问 ”和“言者”弹击，③可能就是与依附秦桧父子有关。后来的《宋史》卷４３６《郑樵传》其实就是抄录周必大的评论。“切切于仕进”，正是他阿谀宋高宗和秦桧的主要原因。当然，作者并不想以此非议郑樵的某些史学成就。

宋高宗和秦桧为了推行和维持对金屈膝媾和，就必须疯狂地摧残士人的气节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固然十分强调气节，然而在专制腐败政治下，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，守节反而是非常状态。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史上，皇帝亲小人或君子，是个经常性的议题，然而在事实上，皇帝亲小人是正常状态，而亲君子又是非常状态。亲小人，用各种手段威逼和利诱士大夫失节，宠用随风使舵之人、曲学阿世之士，以至使他们飞黄腾达，乃是专制腐败政治的必然需求。

且以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进士为例，绍兴十二年为３９８人，绍兴十五年为３７４人，绍兴十八年为３５３人，绍兴二十一年为４２２人，绍兴二十四年为４１９人，④合计１９６６人。这仅是撰写歌颂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，而更有特奏名进士，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，却仍未过登科关者，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，是不过份的。

此外，围绕着所谓“皇太后回銮”的闹剧，宋高宗采纳赃官黄达如的建议，“乞令词臣作为歌诗，勒之金石，奏之郊庙，扬厉伟绩，垂之无穷”。一时“献皇太后回銮赋颂千余人，内文理可采者几四百人”。

① 《要录》卷１５７绍兴十八年二月丙申。
②《要录》卷１７８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丁卯，卷１７９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乙巳，卷１９３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辰，卷１９５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
③《周益国文忠公集·杂著述》卷１《亲征录》。
④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第５期张希清先生《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》。

皇帝特“诏有官人进一官，进士免文解一次”。其中第一名是大理正吴　，其颂词说：“辅臣稽首，对扬圣志，惟断乃成，愿破群异。”参加这次献诗文者，就有后来的著名诗人范成大。①范成大在宋孝宗时出使金朝，还是表现了气节。他有不少爱国诗篇传世，唯独那次献诗，却不见于其文集。这与朱熹、张孝祥等人的策文相类似。

仅就以上两次统计，以及朱熹、张孝祥、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，郑樵的献媚邀宠，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。朱熹注重义利之辨，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，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。本文介绍的，自然远不是当时士人失节的全部情况。拙作《荒淫无道宋高宗》第十三章第六节文丐奔竞，还有《岳飞研究》第四辑《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》一文，则是从士人们踊跃参加宋高宗和秦桧文化造神运动的角度，反映失节问题，在此不予重复。

研究历史，固然应当有科学的理念和分析，也不能没有褒善贬恶的气节问题。围绕着绍兴和议的失节问题，确实为今人留下了值得深省的启示和教益。在本文结束时，愿引用沈冬梅先生的一段评议：“文人士大夫群体一直自诩为伦理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载体，一遇专制政体，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操守、风骨之类顿时烟消云散，这难道不也是与专制主义的风行同样值得深思的么？”②孟子总结出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 ”的极可珍视的古训，③上述三条人生大节当然是互相关联的，但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证明，即使要做到其中的一条也是极难的。在古代，使士大夫辈出现人性的各种扭曲的第一位因素，就是专制腐败政治。

①《会编》卷２２３，《要录》卷１４７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辰，己亥。
②《中华读书报》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《历史遮蔽下的宋高宗》。
③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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